澎湃新闻记者 段彦超
新野猴戏艺人正在训练猴子骑小车。 澎湃新闻记者 段彦超 摄
杨林贵正训练一只新猴。
猴子骑着小车，杨林贵通过栓在车把和车尾的木杆，辅助猴子掌握方向和平衡。按照计划，今年春节，杨林贵将和往年一样，受邀要到一个特色小镇表演，从正月初一演到十五，报酬两万元。
杨林贵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猴艺”的资深表演者，除节假日受邀外，他已多年未外出街头表演过。近年，表演者以四海为家进行街头表演的模式逐渐式微，又因新冠肺炎疫情等，更至绝迹。表演开始向景区转场，也越来越受企业年会、节假日庆典的欢迎。
尽管如此，因年轻人不愿接班，还在表演的新野猴戏艺人，仅剩两百人左右。
2014年10月，河南省新野县鲍湾村，2岁的于佳鑫怀抱着两只小猕猴坐在父亲腿上。村里的孩子大都从小就与猴子非常亲近。 澎湃新闻记者 徐晓林 摄
在新野县猕猴艺术养殖协会会长张俊然看来，新野猴戏还有发展空间，但艺人越来越少也是必然。“以前，耍猴是为谋生，讨口饭吃，现在，年轻人随便打个工，收入都可以。”
如今，年轻的新野猴戏艺人在思考如何“触网”，将猴艺视频化、流量化。
与此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新野猕猴养殖行情大涨。相比往年，猴子价格翻了一番，最贵的卖到两万多一只，依然供不应求。“客户主要是科研单位，做新冠肺炎疫苗等实验。可以说，新野猕猴养殖，为抗疫做出了贡献。”1月7日，张俊然说。
艺猴正在表演
街头耍猴绝迹，艺人五年减少一半
新野县是三国古城。当地从何时有了猴戏？“始于两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传至当下”是当地比较认可的说法。在当地出土的“舞乐百戏”系列汉画像砖上，依稀有猴戏的形象。
2009年，猴艺被评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多名新野猴戏艺人回忆，上世纪80年代，当地人开始外出耍猴。忙完秋收，上万人的耍猴队伍、两三人一队，肩挑扁担，手牵猴狗，浩浩荡荡。如新野县樊集乡鲍湾村，当年全村95%的人家都养猴、耍猴。如今，该村仍在表演的新野猴艺表演者，只剩10多人。
68岁的张志中，已经20多年没出去耍猴，现在靠养猴、种地为生。“过去文化落后，看猴戏的多。钱也值钱，给二分，你还要找人家一分。工人每月36元，耍猴有时一天就赚二十元。”
“这（猴戏）是老辈人传下来，饥荒时讨生计的，不是光彩职业。”新野猴戏艺人于红波自嘲说，对初中没读完的自己来说，当时只这一条路可以走。
1997年，16岁的于红波就跟着师傅张志中外出耍猴。“条件太艰苦了，交通靠扒火车，风餐露宿，从来不舍得住旅馆。出去一次两三个月，一身衣服、一双鞋、一条被子。那时候高楼少，下大雪时，就住在别人楼房前沿底下，醒来时，要先捅掉被子口的雪。”
在于红波看来，街头猴戏大概率要消亡。“那次获罪风波后，街头耍猴就少了很多。”
2014年，4名新野猴戏艺人因无运输证在黑龙江被追究刑责，引发舆论关注。此后，二审改判4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不认为是犯罪”。虽然数年后，《陆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出省运输证明》被取消，没了犯罪风险，但仍要向目的地林业部门提出申请，经许可后方可运输，无固定目的地的街头耍猴难以为继。
“五年前，全县还有四五百名猴戏艺人。现在，还在表演的，只剩200多人，而且基本都在景区，街头耍猴可以说已经绝迹。”新野县猕猴艺术养殖协会会长张俊然对澎湃新闻说。
多名猴戏艺人分析，街头耍猴绝迹，有疫情因素，最主要的原因，一是收入问题，二是年轻人选择多了。“街头耍猴路越来越窄。你现在出去，先不说运猴的行政许可，交警不让你耍，卫生不让你耍，城管不让你耍，不受待见。年轻一代也不喜欢，人家都想干干净净的。”
杨林贵是2015年出版的纪实摄影图书《最后的耍猴人》中的主角，今年63岁。他已多年只在节假日受邀才出去表演，客户主要是景区、特色小镇和企业庆典。今年正月初一到十五，他受邀要到一个特色小镇表演，谈好的价钱是两万。这是老客户，他已去过三年。
往年，市场价是一个人带三只猴，每天一千五，受疫情影响，今年降到一千多。2020年春节，杨林贵只表演了两天，就回老家了。去年表演这块，他收入近三万元。
鲍湾村的猴王庙 澎湃新闻记者 段彦超 摄
传承堪忧，年轻猴戏艺人尝试“流量化”
新野猴戏艺人于红波的另一个身份，是南阳市一家旅游开发公司老板。
目前，于红波和江西庐山西海、南京宝华山等景区有合作，除为景区配套新野猴戏这个非遗表演项目外，还在景区放养猴群，使游客在休憩时可以喂猴、与猴群互动。
这也是目前新野猴戏艺人与景区合作的两种主要方式。
“许多景区有野猴，但看不到。我们放养的猴，是驯过的。形成习惯后，就不用驯了，但也要管理，否则它可能跑掉。”于红波介绍，每个景区，猴戏表演和放养管理，少的需要4-6人，多的要8-10人。其中，猴戏艺人工资最高，如果是自己带艺猴，每月最低8000元。
还有些新野猴戏艺人，承包动物园，或在景区、动物园负责驯养动物。
今年50岁的苏玉辰，和媳妇两个人打一份工，负责喂养、训练北京一家景区萌宠动物园的动物，管吃住，每月1万元。“所谓一通百通，你会喂猴驯猴，就会驯豚鼠、驯小香猪等。”
临近春节，因疫情许多景区已停业，不少猴戏艺人都从景区回到老家。有的景区，对过完春节什么时候营业，猴戏表演还能不能上，都没明确。
新野县猕猴艺术养殖协会会长张俊然说，疫情对新野猴戏冲击不小，使其传承问题更加突出。在他看来，新野猴戏颇有发展空间，除影视拍摄，现在，企业年会、庆典活动邀请表演的，越来越多，价格也不便宜。“猴戏从地摊，登上了大雅之堂。”
“2020年我们曾到一个教育机构演出，小孩子看到猴，都围在台前，喜欢得不得了。”张俊然说，猴戏节目也有提升空间，服装、道具、表演师傅等，也要进一步包装。
和张俊然的思考不同，老一辈猴戏艺人张志忠，更担忧传统猴戏的传承。
传统猴戏中的变脸
其介绍，传统猴戏，特色是唱词、脸谱。猴子变脸有多张脸谱，包公脸、关公脸、黄忠脸、杨六郎脸、老头脸、姑娘脸、猪八戒脸、马武脸、猴脸，变什么脸要带对应的帽。至于唱词，接近当地的地方戏——南阳梆子。但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猴戏逐渐演变为现代猴艺，偏重杂技、动作、故事性，传统猴戏消失，非但脸谱少有人会制作，会唱的更没几个了。
33岁的于飞，是最年轻的新野猴戏艺人之一，2021年1月13日接受采访时，他刚从山东一家景区回老家10多天。
“最近很闹心。”他说，年轻时，因相亲被嫌弃是街头耍猴的，他曾转行。后来找到景区，才重操旧业。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景区一直未开，他一度想把猴子卖掉，在老家承包土地，后来景区开了，也就作罢。如今，他再次面临抉择。
“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想传承下去。但总没收入，也不是办法。”于飞说。
于飞曾在视频平台开通直播，也经常录些猴子视频，最高时，粉丝达到两万。但总被一些网友举报，导致账户被封或限制流量——尽管他有合法驯养手续，猴艺还是非遗项目。
“有个女网红，播播小猴子，就有两百万粉丝。”在采访中，张俊然、于红波都谈到，他们在思考，如何“触网”，将猴戏和猴子视频化、流量化。因为文化素质不高，许多猴戏艺人对新生事物有抵触情绪，尽管也有人尝试直播等，但他们的表达能力或客观条件太差。
“全国网红最多的是东北。最近，已经有东北的公司来考察过，寻求合作。我们提供猴和合法手续，他们提供女主播，搞直播，拍视频、情景剧，相信效果会不错。”张俊然说。
养殖户正在给小猴拌奶粉 澎湃新闻记者 段彦超 摄
疫情催升“实验猴”行情，价格涨一倍
因为自然繁殖，许多新野猴戏艺人家，少的三四只猴，多的二三十只。由此，催生了当地的特种猕猴养殖行业，近二十年来，当地养殖规模一直在扩大。
2015年，新野县大大小小的猕猴养殖场12个，猕猴总数将近4000只。2021年1月6日，南阳市南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目前，新野县规模以上（50只以上）猕猴养殖场近30家，猕猴存量六七千只。办有猕猴驯养繁殖证的艺人约300名，猕猴存量三四千只。
2020年疫情后，许多猕猴养殖户担忧猕猴养殖会被禁止，后来才吃了定心丸。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疫情影响，新野猕猴养殖业行情反而大涨。
“今年养猴的都发财了。”张俊然向澎湃新闻介绍，往年一只猴七八千元，2020年翻了一番，今年涨到两万多。“今年的还没开始繁育，但只要卖都有人预定，问题是还没货。客户主要是科研单位，用来做新冠肺炎疫苗等实验。可以说，新野猕猴养殖为抗疫做了贡献。”
猕猴养殖场老板鲍鑫介绍，四五年前，自己不想在外耍猴了，就回了老家，专职猕猴驯养繁殖。从最开始引进种源，规模逐年发展，到目前为止，盖有20多间猴舍，养着100多只猕猴。
澎湃新闻注意到，养殖场堆着许多奶粉空罐，这些都是小猴断奶后补充营养喝的。“现在猴子生活好得很，早上吃特制饲料，中午水果，晚上用红薯、萝卜等打碎，拌面蒸馒头。”
猴舍传来伴随铁闸门“框框”声的激烈嘶打声，鲍新的妻子急忙跑过去“劝架”，猴舍马上安静下来。鲍鑫说，一只大公猴的爆发力，比大狗都厉害，因为它非常敏捷。“根本离不开人，现在猴子处于发情期，像刚才，如果不及时制止，可能就有猴被咬伤，出现伤残。”
鲍鑫不愿谈现在的猴价。他表示，因为供不应求，有许多来预定的，承诺“到时候市场什么价，就出什么价”。在他看来，该行业不好做大，主要是农民没钱投资，都是滚雪球发展。
南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猕猴养殖专业委员会、新野麒麟岗猕猴驯养培训基地负责人黄爱青从2001年开始养猴，现在养殖场有三四百只猴。他介绍，当地人对猴子生活习性很熟悉，养殖方面没有问题。只是，艺猴一般是两三只，平时像宝贝一样，很少生病。规模养殖，疾病就会多一些。“最开始养时，附近有猴子生病了，我就专门买过来，治疗、研究。最后，感冒、发烧、拉肚子等常见病，基本都没问题了。”黄爱青说。
“现在的价钱，比往年翻了一番，市场价一两万。卖两万多的，那是极个别的。”他说，以往，都是养殖场到处联系科研单位、动物园，现在倒了过来，“这个东西（繁育）快不了，一年只生一个。现在还有人来找，但都订出去了，没有了。”
养殖场里的猕猴 澎湃新闻记者 段彦超 摄
黄爱青介绍，有外地科研机构过来，甚至想在当地收购一个养殖场，主要是为储备实验猴资源。其表示，4岁以上的成年猴就是种源，实验用猴主要是指2-4岁的，也就是商品猴，目前，这个规格的猴子基本全被买走。“出售的时候，都要办手续，还要打芯片。”
南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工作人员介绍，猕猴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繁育驯养，经营利用等行为均需要取得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因为疫情，实验猴需求增加，这个行情
会随疫情结束昙花一现，但从另一方面讲，价格涨了上来，想降下去，也不太容易。
养殖场每年可以出售多少只猴，与存栏数和新繁育数有关。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本意，包含鼓励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主要是为增加种群数量，用于科学实验，满足观展等需求。根据目前市场需求，猕猴养殖场可以给科研机构尽可能出售一些，但绝不能把种源给卖了。鼓励他们尽量留一些新繁育的作为种源，滚动发展，这才符合立法本意，办场宗旨。”前述工作人员说。
责任编辑：汤宇兵
2005年，怀揣着在中国建立非人灵长类辅助生殖技术并做出转基因模型猴的梦想，孙强在博士毕业后没有选择出国去做博士后，而是在国内从事起了非人灵长类研究。正是这个决定，在他所走的科研之路上埋下了一个“特别”的伏笔。
2017年年底，在历经5年的艰苦研究后，世界首批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和“华华”顺利诞生了。
该科研成果发表后立刻便引起了国际上300多家主流媒体的竞相关注和报导，在国际上抢占了领域制高点，引领了国际脑科学研究的新方向，推动脑高级认知功能研究和脑疾病研究迈上更高台阶。
在别人眼里，孙强及其团队的成功仿佛来得很突然，但在孙强自己看来，能在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完全归功于整个团队日复一日、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工作——他们的成功是日积月累的努力换来的，并不是突如其来的。
而面对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孙强及其团队依然保持着那个最初的自己。他们没有沉浸于眼前的荣誉，而是继续坚持“踏实做事”的原则，日以继夜地扑到科研工作中。为节约科研时间，他们还婉拒了很多可以让他们风光无限的媒体采访，只为创造更多的重大突破。
是的，想要请孙强及其团队接受采访，的确是一件有难度的事，不仅因为他们工作很忙，更因为他们都已习惯了默默无闻。
“我希望大家更多地关注科学本身，更多地传播科普知识，而不要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我们身上。”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这样一再建议到。
在来到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工作后，为了早日得到转基因猴，孙强再次选择了远离家人和核心城市，在位于苏州太湖西山岛上的一个猴子养殖场内，通过租用设施来实现快速起步，从头开始着手搭建神经所的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
平台建设初期，一切需从头开始，他们租住小镇上的民房，没有食堂就自己烧饭，订购试剂药品也需要自己往返实验室和小镇提取，交通工具是电瓶车。
“找不到阿姨打扫卫生，我们就自己排班，大家轮流打扫。办公室的墙壁要修补，我们就自己买油漆，然后参照网上的教程，自己来粉刷。”孙强表示，或许很多人会觉得他们取得的成果是用钱“砸”出来的，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有多“节约”。
不仅如此，岛上条件艰苦，远离城市也导致人才招聘困难，只能退而求其次招聘几乎没有任何经验的“小白”。因此，他全身心扑在平台的建设上，手把手培训新人，多年来，他在基地陪猴子和锻炼新人的时间，远超过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20多人待在岛上养着1000多只猴子，忙的时候几周也回不了一次家，这是孙强及其团队的工作状态。岛上的生活在别人眼里是那样单调乏味，但孙强却说他们一点也不寂寞，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忙得根本就没有时间寂寞！”
“您被评为2019年‘上海最美科技工作者’，请问您对这个‘最美’是怎么理解的？”
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孙强这样回答道：“我并不认为我个人是最美的。我觉得那些辛苦付出却又默默无闻的人都很美，我的团队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如果一定要问我谁是最美的，我觉得是团队里的兽医们，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辛苦了。”
据了解，孙强的团队如今已经扩展到了25人，其中定为兽医的就有12人，占了整个团队人数的近一半。在这些兽医中，有不少都是中专毕业生。孙强坦言，虽然他们学历不高，但技术一流，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自己以前也招过硕士生做兽医，问他会不会养猴子，他说不会，后来做了一个月的兽医就不干了。其实，我需要的就是懂得养猴子的人，在这方面，我现在团队里的兽医们真的个个都称得上是人才。”
在孙强的眼里，一个人是否为人才并不是由学历决定的。为此，他不仅招了很多中专生做兽医，还招了个“万能”的“电焊工”——这名电焊专业出身的中专生，不仅能修理经常被猴子抓坏的笼子，还算得上是半个兽医。
如今，对于自己所带领的团队，孙强已觉得颇为满意。他认为有了这样踏实肯干、精诚合作的团队，后面的追赶者并不能给他们造成太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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