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农业部发布《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了“十三五”我国生猪生产发展的思路、布局和主要任务，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生猪生产发展规划，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而该规划当时最值得关注的则是环保新政下全国生猪产业的区域布局调整。规划提出综合考虑环境承载能力、资源禀赋、消费偏好和屠宰加工等因素，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分类推进重点发展区、约束发展区、潜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生猪生产协调发展。
其中，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和云南、贵州2省被列为潜力增长区。2014年，上述区域生猪总存栏8868.4万头，占全国比重19.0%，出栏12753.3万头，占全国比重17.3%，猪肉产量1054.4万吨，占全国比重18.6%。规划提出，该区域预计年均增长1%-2%，成为我国猪肉产量增加的主要区域。
南猪北养，东猪西进成为当时的趋势所在，尤其是
仅黑龙江一省，在2016年下半年，就有10余家生猪行业巨头签订投资意向，其中，
然而，最终这些项目落地实施的有多少呢？这些年，东北到底新增了多少产能，增加了多少产出呢？
据统计局数据，2014年，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和云南、贵州总存栏8868.35万头，其中东北四省总存栏4588.93万头，云贵两省总存栏4279.42万头。2022年，6省区总存栏9510.02万头，较2014年增长7.23%，其中，东北四省总存栏4640.85万头，较2014年增长1.13%，云贵总存栏4869.17万头，较2014年增长13.78%。云贵尤其是云南成为产量增长的绝对主力，东北四省近些年生猪产业的发展显然是差强人意的，存栏未见显著增长，内蒙、辽宁2022年生猪存栏量甚至不及2014年。
有政策扶持、有饲料原料的天然优势，但大粮仓依然难变"肉库"，原因何在？
而近期，很多头部企业甚至直言东北地区是其养殖成本较高的区域，生产不够稳定，后续将控制甚至收缩在该区域的生产。
比如温氏就明确指出，当前公司成本较高的区域是东北和华北，主要受北方气候环境影响，疫情防控难度大，且因养殖密度较大，生猪调运流通较为复杂，这些区域也是新近发展的区域，生产流程、管理模式仍需优化，同时，因生产不够稳定，这些单位产能利用率低，固定成本分摊较多。而对于阶段性成本较高的单位，公司会相对谨慎，阶段性控制其产量和发展速度。
新希望则提出东北区域的成本相对较高，公司会保持现有规模稳定扩张，同时优先安排在南方总体条件更好的区域，使得东北产量相对占比变小。
而正邦、天邦等猪企则在近几年就已经逐步缩减东北、华北等区域的生产。
从多家企业的表示可以看出，东北养猪成本居高不下，主要的原因还是疫情，疫情防控难度大，但也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足。
但这些大猪企纷纷折戟东北，真的只是疫情防控难度大的问题吗，如果没有2018年非瘟疫情的突发，这几年，东北生猪养殖真的能异军突起吗？猪业20强，东北猪企竟无一席之地，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思考。
尽管非洲猪瘟最早在东北地区暴发，但由于这里地广人稀，养猪密度不是很高，实际受到的影响并没有那么严重。
行业内人士称，最早确诊疫情的辽宁，也是率先恢复产能的地方。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产业发展处处长刘怀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辽宁省生猪恢复的形势是最早、最快的。大企业来辽宁投资、恢复生产的热情很高，发展势头很好，涉及的资金、用地问题，省政府会积极协调解决。在政策引导下，各地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屠宰加工企业的积极性高涨。
东北复产势头迅猛，大企业纷纷布局
针对生猪生产下滑态势，从今年5月份开始，辽宁省就密集召开会议，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给。最近一次是10月29日，全省召开推进生猪产业转型升级座谈会，邀请在辽宁投资发展的10家大型生猪养殖企业、1家生猪屠宰加工企业。
业内人士也表示，新希望六和、正邦、温氏、牧原、北京大伟嘉等大企业，在辽宁的扩产速度可谓是非常疯狂。
目前，辽宁省新建投资500万元以上的规模猪场达106个。温氏集团投资5亿元建设的年屠宰100万头、深加工肉制品3万吨项目，已于今年7月开工建设。今年9月3日，牧原股份发布公告，在辽宁投资2000万设立全资子公司，打造生猪产业链。
刘怀野称，产能的扩张，不在于多少企业来，而是来的企业深植辽宁，深入发展，投资扩产，增加养殖数量。当然，也很欢迎大企业来辽宁投资养猪，我们为他们发展养殖业提供服务，也希望加快建设加工产业。
辽宁省对240个监测村1~10月份的监测结果显示，生猪存栏环比，从7月初至10月末，呈现较快增长趋势，月均增幅为4.9%；同比从4月份开始降幅逐渐收窄，10月份降幅已经从最高点22.7%降至3.4%，月均降幅减少2.8个百分点。
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从7月份开始呈增长趋势，7~10月份，月均增长1.4个百分点；同比从10月份开始一改持续了9个月的下降趋势，增长3.6%。
在黑龙江，虽然2018年全年、2019年上半年，当地生猪出栏均同比下降，但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已出现降幅收窄势头。从三季度开始，全省生猪生产基本触底并逐步开始回升。目前，黑龙江省生猪规模养殖场发展到1840个，规模化养殖生猪出栏量占比由2017年末的19%提高到27%。规模生产比重提升和新增产能将进一步稳定生猪供给能力。金新农、东方希望等大型生猪养殖企业，上半年以来已经陆续引进种猪3万余头，产能在11月后开始释放。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处副处长王祺宝为第一财经记者提供数据称，黑龙江省生猪养殖重点企业，2018年实际生猪出栏量为109.41万头，2019年预计为124.21万头，计划到2020年实现372.62万头，同比增幅达到200%。
这背后是大企业的快速扩张。比如，牧原2018年出栏13.41万头，2019年预计为22.76万头，2020年计划达到52.07万头，同比增幅将近130%。北安温氏2019年预计出栏0.42万头，2020年计划达到17.32万头，同比增幅40倍。
非洲猪瘟提高了生猪养殖投资门槛
在中小散户看来，非洲猪瘟极大地提高了生猪养殖投资和运营的门槛，是一道挡在面前过不去的坎。然而，在大型养殖集团眼中，非洲猪瘟暴发后，中小散户的退出存在着巨大红利，大举扩张是必然选择。
这也是国家政策的导向。为保障猪肉稳定供应，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引导规模化养殖的力度。国内将规模养殖场户的标准定为，年出栏500头以上。这一比例，从2007年的26%上升到2017年的46.25%。
今年9月，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又提出了“到2022年，生猪养殖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重要进展，养殖规模化率达到58%左右；到2025年，产业素质明显提升，养殖规模化率达到65%以上”的目标。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秘书长、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王楚端也指出，过去10年里，每年平均有500万中小散户退出，非洲猪瘟使他们退出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产业的集中度明显提升。未来，集团化、规模化养猪的步伐，在中国会越来越快。
从2014年就开始在东北布局的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扬翔公司”），如今已经在沈阳市的养殖场存栏4万头母猪。扬翔公司北方区总裁孙文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跟东北一些大企业相比，这样的规模不算是最大。但扬翔公司在效率提升、育种改良、成本控制，特别是在防控非洲猪瘟方面，受周围大环境的影响，病毒大面积散落，扬翔公司也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肯定也遭受了影响，只不过通过有效防控，损失并不严重，扑杀清除约有10%~12%。
“贵了，就进；贱了，就跑了。”第一财经记者在辽宁采访时，当地农户如此描述中小散户在猪周期面前的行为逻辑。然而，随着土地、环保、资金等门槛的提高，尤其是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类似的行为逻辑怕是要行不通了。
行业人士也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中小散户逐步退出，养殖规模化率大幅提升，这将是未来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非洲猪瘟带来行业格局变化
对于这场非洲猪瘟疫情，行业人士都认为，行业冲击巨大。甚至有人预测，在非洲猪瘟净化之后，中国未来出栏的生猪，也许不会再回到将近7亿头的峰值水平。
刘怀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规模化的加快推进，是这次疫情带来的一个很大影响。时间再长一点，就是屠宰加工业向主产区转移，完成产业链上的布局。“得猪先来，这是整个产业发展的需要。”其次，就是整个行业更加重视防疫水平，以及提高生物安全水平。不能把希望只寄托于非洲猪瘟疫苗，否则又不会太重视防疫了。
谋易咨询首席顾问官、中加融达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次疫情会带来养猪业结构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中分析，从格局上看，超大型、集团化、资本型背景的养殖场会迅速崛起，甚至5年后会出现寡头；其次，养殖模式也会发生很大变化，很多有较好硬件条件的猪场，因为无资金或防“非”能力差而不敢复养，只能选择和温氏、扬翔、双胞胎这一类企业合作，而资金实力强的上市公司会借机收购一些损失巨大、资金链断裂的规模猪场。
此外，“南猪北养”的趋势会大大减缓，除非在南方实在拿不到土地，大企业以及总部在北方的集团企业会继续在东北投资，南方会在“稳生产、保供给”的任务下，放宽养猪用地和政策，南方产能会有所回调，出现“南方尽量自给，北方适度补充”的格局。
辽宁伟嘉养猪事业部总经理兼大伟嘉养殖事业部兽医总监赵宝凯也认为，非洲猪瘟的净化，会为其他疾病的净化创造很好的条件，而大企业在非洲猪瘟期间扩产，高风险和高收益并存。最近3~5年，正处于防控非洲猪瘟、扩大规模、增加生产效率的阶段。之后，就会出现精分割、预制品这样的产品销售模式，跟美国一样，冷鲜肉会成为主流，这样就可以把浪费减少到极致，也许就不再需要养那么多头猪了。
孙文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次疫情，从重塑行业的角度来看，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养猪产业结构的变化，加速了头部企业生猪出栏的占比；大大提升了中国养猪产业对疫病防控的认知、管理，虽然防的是非洲猪瘟，但也把其他疫情拦至门外。
在防控措施方面，就是阻断。把防和控拆开来看，“防”，就是不让病毒进来；“控”，就是万一病毒进来后，如何去控制。如果这些做到位的话，稳产保供，并不是太难的事情。
孙文平还提到，气温高低、季节的变化虽说会对消毒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反过来说，非洲猪瘟病毒无非是通过接触传播，如果抓住这个疫病流行传播的规律，从根本上阻断控制，把防控措施和理念做到位，就跟这些关系不大。企业也还是有足够信心去抗击非洲猪瘟的，现在已经不再像最开始那样谈“非”色变。
扩产背后：土地和资金是关键制约因素
由于规模养猪需要大量的土地和资本，内心有着强烈冲动稳定猪周期的大型养殖企业，正在想尽办法尽快恢复生猪产能。但企业自身的能力和实力是一个方面，来自政府层面的推动和协调也尤为重要。
一直以来，制约规模化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土地、资金。
根据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材料，为帮助大型生猪企业解决在辽发展遇到的问题，在上述推进生猪产业转型升级座谈会召开前，经过征集，企业反映的问题主要有四个：
一是土地问题。找地难是大型生猪企业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参会大型企业均不同程度存在。
二是融资问题。希望政府帮助与金融机构对接，参加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抵押试点；与省农发行对接，获得大量低息贷款；与基金管理部门对接，设立生猪产业发展引导基金。
三是防疫问题。多数企业反映，想自建无害化处理中心、洗消中心问题，希望得到批准和财政补贴，做好周边防疫问题，防止一定范围内的散养户影响大企业的生物安全。
四是关于建设屠宰加工企业问题。经过几年的发展，许多生猪养殖企业已经达到或接近建设屠宰加工企业需要的出栏规模，随着限制生猪长距离运输的呼声越来越高，企业建设屠宰加工企业的想法日趋迫切。如果各级政府能有扶持政策，必将加快屠宰加工企业建设进程。
刘怀野表示，非洲猪瘟对大企业的影响，并不比小企业小。不过，从政府层面考虑，在未来，坚定不移地支持适度规模以上养殖企业，是一个大方向。对于大企业所反映的问题，相关单位也在座谈会上予以答复。
谈及土地问题，他提到，辽宁的营商环境很好，政府真心为企业服务。大企业到辽宁落户，省领导都牵头帮他们解决土地问题，政府这样做的动力在于未来。现在搞养殖，不但实现粮食转化，带动农户发展，解决当地就业，未来就得上屠宰加工，这样就形成了产业化链条。
地方政府这一思路，也反映在文件中。11月25日，辽宁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意见总体要求，“着眼长远建立现代生猪产业体系，推动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此外，“要求除种猪和仔猪外，原则上活猪不跨大区域调运；引导生猪屠宰加工向养殖集中的辽西北等地转移，鼓励生猪就地就近屠宰，鼓励加工企业发展产品深加工，实现养殖、屠宰、加工匹配、产供销顺畅衔接。”
黑龙江也是这样的考虑。王祺宝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黑龙江省在没有暴发非洲猪瘟前，就提出来“三必保”：坚持养殖必保产业安全、必保粪污综合利用、必保屠宰加工。此外，引导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就地就近屠宰，努力实现养殖与加工相匹配，推动“运猪”向“运肉”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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